养生史说
中医养生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历代养生家、医家和广大劳动人民通过长期的防病保健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摄生保健的内容,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系统的养生方法,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卓越贡献,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上古时期
中国古代养生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即自原始群居的猿人起,至公元前21世纪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建立之前。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疗活动,随之也就开始了养生知识的积累。人类在狩猎觅食的过程中,发现了某些可增强体力、减少疾病的食物,遂由偶食到主动寻求,逐渐催生了食养的萌芽,古有“医食同源”之说;自燧人氏钻木取火,生食化熟食,既促进了食物的消化吸收、营养的摄入,又减少了疾病的发生,还可驱寒暖身,也由此产生了某些简便易行的祛病养生方法,如灸、焫、熨等,火的使用,给原始人的生活带来了质的变化;由于狩猎前后往往要模仿动物跳跃和飞翔的姿态欢舞,以示祝福,逐渐转化为可舒筋活络的舞蹈动作,进而演变为锻炼身体的体育保健活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的劳动强度极大,在劳作后的养息时,或闭目静养徐徐吐气、或伸展肢体、或施以按摩,顿感神清气爽,由此萌生出导引、吐纳,被后人发展成为“气功”等养生术;为躲避野兽的袭击,人们筑巢穴、栖木上,“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庄子·盗跖》);为适应气候的变化,人们已经懂得改善居住环境,保障生存安全,“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礼记·礼运》),“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庄子·盗跖》)。由此而萌发了环境养生。
这些早期的养生法,自有文字始,就被载录。《易·系辞下》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我国最早的文字殷墟甲骨文中就有“沐”、“浴”、“寇帚”等字,均与保健和卫生有关。而据《周礼》记载,周代的宫廷医生已有分工,专设“食医”,负责王公诸侯的饮食保健。
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与繁衍所采用的各种自我保护方法,是人类最早的养生保健术。但是,由于环境恶劣,人类终日与大自然搏斗是为了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养生尚无法摆在重要位置,所产生的养生方法是原始的、本能的。加之,中医学在此时还未形成体系,这种养生方法也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学说,更无独立的思想与理论体係可言。然而,在漫长的劳动实践中,人类逐步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係及生命规律,学会了运用自然规律去支配自然界,从而改善生活环境,增长智慧,强壮身体,延长寿命,养生思想的原始萌芽在此时已经开始萌发,为此而产生的那些简单方法也就成为了中医养生的萌芽。
二、 先秦时期
以夏朝的建立作为上限,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统称为先秦时期。此时,我国开始由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也相应发展,人们在关于世界本源、生命学说及人生现象等方面,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对生活的需求也在提高,诸子百家在探讨自然规律与生命奥秘的过程中,养生学的思想、观点与方法应运而生。
1、先秦时期的养生思想
(1)、《周易》养生说
《周易》被视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源头,它阐释了自然、社会、人生道理等,其众多的重要命题对后世养生学有着根蒂性的贡献。
①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周易》哲学思想的核心。《周易》以乾坤二卦为始描述自然现象,乾为天、坤为地,天地定位,万物乃生。万物产生以后,才有了男女、夫妇,然后才制定出父子、君臣、上下之礼,形成人类社会,将人事附于天道,把对自然界的分析推广到人类社会,体现出天人同源之理。《说卦·传》明确指出圣人作《易》之目的乃是要求人们合天道而顺天义,效法自然规律。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为认识人之本性与规律、修身养性以保健长寿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②八卦顺逆
《易·系辞》构划出先天八卦图,乃宇宙、人体及事物形成和发展的总模式。此图自内向外为顺,说明事物按次序发展;自外向内为逆,说明事物反此方向发展。顺逆可代表有无、繁简变化,顺即由无到有、由简至繁,逆即由有到无、由繁至简;顺逆也代表动静变化,顺即由静而动,逆即由动而静;顺逆还代表分合变化,顺即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合即八合为四、四合为二、二合为一。因此,顺逆可广泛用于多学科领域,体现在养生之中,可分为顺逆两大方法:一为顺式养生法,如顺应人身阴阳、顺应社会和顺应自然,顺之则保全真气、免遭邪害,这是养生的根本;二为逆式养生,即颠倒生命发展过程,其意并非违背生命规律,而是更高程度的顺应生命规律,如延缓生命衰老,甚至转逆为返老还童;又如西方人健身尚动、中国人养生尚静等。只有掌握顺逆之道,才能使养生达到更高的层次。
③潜龙勿用
《乾卦·初九》曰:“潜龙,勿用”。以龙的潜伏、隐而不觅的特性,告诫人们处事当静而不动,不可妄为,以伺时机。人之所以具有生机,是因为阴精阳气似潜龙而伏藏于体内,保持相对平衡状态的缘故。据此,中医便有了“精神内守”的养生学观点。
④艮趾无咎
《艮卦·初六》曰:“艮其趾,无咎,利永贞。”提示人们对脚趾受伤这样的小毛病,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以防止大的疾病与灾难。《易·系辞下》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处处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成为中医未病先防、防微杜渐养生观的基础。
⑤反身修德
《周易》尤为重视道德修养。《坤卦·彖传》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卦象征着纯阴的品格,坤的品格在于顺,顺承上天,并以其似大地般的厚实承载万物,包孕一切,使万物各自亨通。与乾卦纯阳的品质相比,坤体现于柔顺、安静、稳重、宽广、包容等方面,这也是人所应具有的品德。《蹇卦·象辞》指出:“君子以反身修德”,通过道德的提升来保养精神,使人处于良好、愉悦的心境之中,这正是养生所求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境界。
(2)、道家养生说
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自然天道观为主要内容,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而且对中医学许多观点与基本概念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与中医养生理论有着直接的关係。
①万物之基“精气神”
道家养生思想中特别重视“精气神”。以气为构成万物之要素,决定其生成与毁灭,《庄子·知北游》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以精之充盛作为健康长寿的关键,《管子·内业》曰:“精存自生,其外安荣”;以神为精气相合之体现、生命活动之外象,老子曾说:“神得一以灵”。由于精气神的重要,故老子对此强调一个“啬”字,寓有爱惜之意,精足气充神旺方能使生命之根本巩固,后人视精气神为“三宝”即源于此。
②顺乎自然、清静无为
自然无为是老子哲学“道”的重要观念,他在论道的基础上提出天道和人道两大法则,并认为人道应效法天道,《老子·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天地万物的发生发展,有其必然趋势,主张顺其自然,反对人为干扰、征服和破坏,此乃天道无为;而人道也要依乎天理,提倡“清静无为”的处世哲学,要求人们少私寡欲,反对人为的自益其生,过度追求物质享受,此乃人道无为。天道与人道之无为相合,可使养生达到天人玄同的境界。
③返璞归真、柔弱为贵
道家祟尚返璞归真。《老子》中多处言及“婴儿”、“赤子”,如“常德不离,复归婴儿”等。其意有二:一则希望人们内心清净明澈,回复到人生最初的单纯状态,保持孩童时代的自然天真、质朴无邪,养生追求精神上的超脱与自由;二则由婴幼儿的新生与柔弱告诉我们,微小的事物会逐渐发展壮大而走向胜利,幼小柔弱的东西却富有生命力,反之,事物强大了就会走向衰弱,人体生长到极限就会衰老乃至死亡。此乃道家“贵柔”的立身之道,老子曰:“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④气功导引、形神兼养
养生主张以静养神、以动养形。道家汲取了春秋以前宣导养生术的精华,创立了一套顺乎自然的气功养生法,《老子》就被称为气功养生的宏观论著,其“贵柔”“守雌”的思想指导了气功养生学的发展。《庄子》则集先秦气功养生之大成,逐渐形成了以导引、吐纳为主要方法的体系,《庄子·刻意》曰:“吹 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可见,导引最初又称作“道引”,通过吹 而调节呼吸与周身之气;通过模仿熊攀树而悬空、鸟飞翔而伸展之式,来导气令和、引体令柔。这里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呼吸与躯体运动、动静相合的方法。
(3)、儒家养生说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宣扬仁义礼乐之教,对我国政治、文化和教育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儒家思想对中医,鲜明地体现于中医文化的人文内容,最突出的一是医德,将“仁”贯穿于“医”中;二是学风,注重“学”与“思”的结合。其论养生,则与修身、处世等伦理密切相关。
①倡修身养性,重道德情操
儒家思想以“仁爱”为核心,其主要内容是“仁者爱人”。体现在医学上,要求医者以仁爱精神施医救人;体现在养生上,倡导养心葆神,注重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修养,将追求至善至美的道德情操及人的自我完善作为养生的最高目标。认为只有知识丰富、道德高尚、举止持重、坦荡豁达、顺应自然而形神共葆,方能健康长寿,即所谓“仁者不忧”“仁者寿”,说明修身养性与长寿二者相辅相成。
②处事不偏不倚,行为中庸中和
儒家思想以“中庸”为行为准则,孔子《论语》中最先提出“中庸”的范畴。迄后,其孙孔仅作《中庸》,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宋·朱熹的《中庸章句》曰:“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二者皆把“中”与“和”相联系,由“中庸”进而提出“中和”的概念。“中”指不偏不倚、无太过无不及;“和”指合乎节度;“中”是天下之本根状态,“和”是天下最终的归宿,达到中和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目的。中医学也认为,中和是生命整体维持平衡稳定、生存延续的必要条件。
③重生活起居,调饮食五味
孔子首论起居养生。《论语·乡党》曰:“食不语,寝不言”,谓不注意饮食起居会危害健康,反对“寝处不时”“劳逸过度”。集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与儒家创始者于一身的孔子喜欢音乐、垂钓、射箭、游览大好河山,留下“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说。儒家思想还体现于其饮食观上:其一,强调饮食“守礼”,《论语·乡党》提出“八不食”的饮食礼制,总体精神是强调饮食卫生与习惯;其二,强调饮食无过、无偏,讲究食物配伍,在《周礼》、《仪礼》、《礼记》三部儒家经典著作中,蕴含了大量的饮食文化思想,《周礼·天官》中记载了王室饮食、《礼记·内则》记载饮品及食物有几十个品种。可见儒家饮食观主张杂合而食,从中获取多种营养,以补充生命所需。
(4)杂家养生说
先秦杂家养生思想,全面地聚集于《吕氏春秋》中,其汇儒墨之旨、合名法之流、以道德为准则、以无为为纲纪,融诸子之说,就养生而言也不例外。
①养生当“法一”
老庄养生观为效法自然,而《吕氏春秋·情欲》亦曰:“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法天地就是法道,又称法一、得一、抱一、知一或守一。
②养生当“取利去害”
《墨子》主张凡事当权衡利弊、去害取利。而《吕氏春秋·尽数》亦曰:“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即去掉一切有害于生身者,如五味太过、七情过极与避开剧烈的气候变化等,能取利去害也就获得了养生的真谛。
③养生当“修节”
道儒二家养生力主寡欲甚则节欲,而《吕氏春秋》承荀子反对“寡欲”“止欲”之说,以情欲乃人之本性,无人不有,养生也不可拂人情,对“欲”当以修节求其适,若久处其 适就可长生。一味地压抑、制止情欲,反而会动则得咎,《吕氏春秋·情欲》曰:“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
④养生当“知本”
《吕氏春秋·尽数》曰:“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所谓“本”,除知本求因、趋利避害之外,据《吕氏春秋·先已》所言:“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此之谓真人”,可见被其视为本的“大宝”,乃人身之精气,能留住精气(新)、祛除邪气(陈)之人,被誉为通晓养生的“真人”。
⑤养生当“动形”
《吕氏春秋》论养生主张运动,《尽数》举头面五官、胸腹肢体多种疾病之例,皆气郁所致,而气郁又由精不流,精不流则因形不动,故形不动乃发病之源。因此,鼓励人们通过运动来宣达精气而消除诸病。
杂家养生在集百家之言基础上参以己见,内容丰富却不乏独到之处。
先秦时期,尽管养生已从上古某些简单的方式方法转为诸子百家的养生思想与理论,从最初的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认识,却因为诸子之书毕竟不是医学著作,养生理论散载其间,只是文史哲中带医,并未完全与医理融合,它也并非道、儒诸家思想的主流。鉴此,我们尚不能断言中医养生学于此时业已形成,它只是为中医养生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先秦时期的养生实践
夏代以后,由于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改善。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懂得了采取一些措施,讲究卫生,以增进健康,防止疾病。
(1)提倡讲究个人卫生
夏商时期,人们已经有了洗脸、洗手、洗脚等习惯。如甲骨文中既有表示洗脸的“沐”字和表示洗澡的“浴”字。而在《礼记·内则》中,则有:“五日则燂汤清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燂汤清浴,足垢,燂汤清洗”的记载,并认识到“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说明在周代,定期沐浴已成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2)注意饮食调养
注意饮食调摄的养生实践,大概在夏商时代已经开始,到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对于食物的分类已经很细致。据《周礼》记载,当时已经有了专门管理饮食卫生的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同时,对病人的营养和临床结合起来,创造了“食治学”。对于饮膳烹饪,也注意到五味调和。《吕氏春秋本味篇》曰:“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多后少,其齐甚微,皆由自起。”
在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有与现代汉字“酒”字相似的字。同时,还发现酿酒场地遗址,说明当时的酿酒业已相当发达。随着酿酒的发展,酿醋、制酱、腌制食品也相继出现。饮食的改善,不仅可增加营养、开胃进食,也可以健身防病。如酒可以通血脉,行药势;醋可以健胃,并有收敛作用;曲可防治肠胃病等。
(3)导引健身
导引是我国传统的健身术,它将呼吸、动形和自我按摩等内容融成一体。如果说上古时期,人们作舞以宣导之以疗疾病是一种原始、无定型的动作的话,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导引已经发展成了保健功,现存最早且完整的描述呼吸锻炼的,是战国初期的《行气玉佩铭》,说明这种行气保健功已形成一种专门学问。
(4)敬老养老
敬老养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这一传统大概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开始了。对老人的敬养,不仅是礼仪上的待遇,也是具有养生内容的,涉及到情志、起居、饮食等生活诸方面。《礼记内则》中说:“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伙食忠养之”,“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侯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可以看出,当时在老人养生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5)优生优育与胎教
先秦时期,在婚烟制度上,也提出了一些合理主张,如同姓不结亲、必成年而婚配等。在《左传》中,即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之论。《周礼地官司徒》中说:“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这些主张对于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是十分有益的。
先秦时期,对于妊娠时期的养生保健也十分注意。如刘向《列女传》载:“太任(周文王之母)有身,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说明当时对于胎教已有一定的认识。
(6)环境卫生
先秦时期,对于环境卫生也十分重视。商代的甲骨文中,即有扫帚的“帚”字。《礼记内则》中,即有“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漱衣服,敛枕簟,扫室堂及庭”,说明清洁扫除在当时已经成为每个家庭及个人的日常卫生习惯。此外,在公元前四五世纪,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懂得了处理污水,当时即有所谓“陶窦”,据说就是当时的下水沟。对于粪便管理,史载更早即有“厕所”,《周礼》说:“宫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匽,即路厕。这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环境卫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注意环境卫生是保证健康的有效措施。
(7)药物养生
在先秦的有关文献中,对于延年益寿的药物已有不少记载,如在《山海经》中收集了药物百余种。其中,有一类为补药,如櫰木、枥木、狌狌等,具有强壮身体、增强记忆力、延年益寿的功效。这些药物为后世养生家、医家探讨抗老防衰、益寿延年的药物,开阔了思路,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三、 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帝国,出现了一个暂时的稳定局面。至汉代,统治者们又采取了“与民休息”等一系列长治久安的措施,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社会生产力得以提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长足发展,医学也是如此,秦汉时期,养生与医学日益结合,中医养生理论基本形成。
1、《黄帝内经》的成书——中医养生学的确立
之前,养生理论散落于非医学类著说中,停留在理论层面或初级实践阶段。成书于西汉中、末期的《内经》,总结先秦医药学的经验,从诸子百家养生思想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并使之得以发挥。此时,上古本能的养生方法、先秦文史哲中的养生学说与医学融为一体,终于构建出符合中医自身规律与特点的养生学体系。
(1)《内经》论养生的基本观点
生命观 ——《内经》对人类生命有若干精妙的观察和科学的概括。
生命的起源:《灵枢·经脉》曰:“人始生,先成精”,说明精是构成人体的原始物质,又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同时,气对生命也具有同样的意义,《素问·保命全形论》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既言自然界阴阳二气是生命之源,又言人与自然的关系。气之盛衰与人之健康寿夭关系甚密,故《灵枢·天年》曰:“其气之盛衰,以致其死”。
生命的规律:《素问·上古天真论》以女七男八为阶段,从发育、壮盛至衰老期的人体状态,突出了肾气在生命活动中的地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通过生命过程中40岁、50岁与60岁三个阶段,揭示人体衰老的实质为“阴气自半”“阴痿,气大衰”;而《灵枢·天年》则以百岁为期,以10岁为一个阶段,分述了各段的表现与生理特征,从生机勃发直至颓废,人终因精气告竭而亡。
这些既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对人体生命周期的划分,也为养生学根据生命规律来防老抗衰提供了宝贵借鉴。
天人观—— 《内经》以人生于天地之间,一切生命活动与自然息息相关,天人相应思想贯穿其始终,体现在各方面,又以四时与人的关系为要,四时变化与情志、脏腑经络、气血及疾病发生均有关。此外,还论述了昼夜晨昏、日月星辰、地理环境等对人体的影响。可见,天有所变、人有所应,这种关系被综合为“生气通天”,并作为一个重要命题在《素问·生气通天论》中专门讨论。
形神观——形,指脏腑形体;神,指以五种神志为特征的心理活动。
《灵枢·本神》曰:“故生之来为之精,两精相搏为之神”,必须是在具备人之形体结构的前提下,才能产生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人出生后,神的活动也同样要以精形为物质基础,“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灵枢·平人绝谷》),“血气者,人之神”(《素问·八正神明论》)。《素问·本神》更是以五脏之血脉营气精为五神的内在基础,故中医有“五神脏”之说。《素问·上古天真论》“形体不敝,精神不散”,说明形存则神在,人之“形与神俱”方可“尽终其天年”。反之,死亡的概念就是形神分离。
《内经》的形神观继承、发展与完善了古代哲学形神关系的理论,也成为中医养生保形全神原则的导源。
预防观—— 《内经》的养生学特点还见于“治未病”的预防观中,其倡导: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上工”指技术高明的医生,他们着眼于疾病尚未形成、发作之前采取措施的有效预防,这才是医生最高水平的体现。《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告诫人们,已病早治不如未病先防来得积极主动。因此,养生应当置于治疗之先。
(2)《内经》论养生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养生原则
顺应自然: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养生最基本的出发点与最重要的原则。如一年之中要顺时养生;一月之中要顺月生、满、期、晦之时人体血气的盛衰,保养机体、防止邪侵;一日之中要顺平旦、日中、日西阳气之消长规律而合理作息,以保阳气。
协调阴阳: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本标志与长寿的基础,《素问·生气通天论》对此将“和之”作为圣度,其义有二:一是协调人与天地阴阳的和谐,二是协调人体内部阴阳的和谐。
积精全神:精气神为维持生命的三大要素,故保养之也就成为养生的关键。三者中,精能化气生神,“夫精者,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精是生命之本而不可竭,故惜精、固精、积精是为全神的前提;全神,则是通过精神调摄使神活动保持正常,目的是“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由于精是有形之物,故从某种意义而言积精也就是养形,养形与养神不可偏废。只有人之身心和谐统一,方能达到养生的最高标准“形与神俱”。
疏通经络:《内经》构建了完整的经络学说,明确其作用为“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灵枢·本脏》),且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灵枢·经脉》)。还指出:天寿过度者皆气脉常通,故养生当以经络通畅、气血周流为要旨。
养生方法
在长期的养生实践中,《内经》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与技巧,如调情志、慎起居、适寒温、和五味、节房事、导引按跷、针灸等,几乎涵盖了当今所有的养生方法。
总之,《内经》确立了中医的养生学说,使之成为养生史上的里程碑。
2、养生理论与实践的深化——中医养生学的支撑
《内经》问世后,其养生理论被运用于实践,使之更为具体、实效,而帝王们又都梦寐以求“长生不老之术”,故养生风气很盛。这个时期对养生学作出了贡献的不乏其人、不乏专著。
(1)张仲景的养生思想与方法
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其不仅是杰出的临床医学家,也是一位养生家。在《伤寒杂病论·序》中,他强调养生的重要性,抨击不珍惜生命、肆意损害生命的行为;在《金匮要略》中又提出了内养正气、外慎风邪的基本方针。
张仲景的养生思想与方法有:合和五味,尤重饮食与养生的关系,强调饮食之冷热、五味之调和当以适宜为度;顺天避邪,顺应四时阴阳养生而不可逆之,告诫人们要谨慎小心,避免客气邪风中人;清静调神,反对“唯名利是务”,期勉世人无私寡欲,调养精神;爱人爱身,批评当时的一部分居士“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认为仁慈、有爱心之人能享长寿;导引按摩,主张以动形来防病治病;妇人养生,《金匮要略》设妇人病三篇,分述妊娠病、产后和妇人杂病的辨治,包括妇人经、带、胎、产、更年期各种保养调摄方法。
张仲景被后人誉为中医方剂学的鼻祖,所创方剂由于其疗效的可靠性而沿用至今。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很多方剂具有双重作用,有病可治病、无病则养生。此类方剂的特点:一是药性平和,兼具药食之美;二是具扶助正气、调理脏腑之功;三是宜于久服而有益无害。诸如黄芪建中汤、甘麦大枣汤、百合地黄汤、百合鸡子黄汤、当归生姜羊肉汤、薯蓣丸、肾气丸之类,可谓开以方养生之先河。
(2)华佗的养生思想与方法
华佗,东汉末年著名医家兼杰出的养生家。据《后汉书》记载:“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养生主张积极的体育锻炼,他对学生吴普说:“人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三国志·华佗》)。继承《庄子》“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之法,根据古代导引术,编创了动形养生的五禽戏,且简便易行,大大促进了导引健身的发展。
(3)道、儒家养生思想的深化
秦汉时期,道家与儒家养生思想,在继承前人之说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化。
西汉淮南王刘安《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揉合了儒、法、阴阳五行等家之说。其从唯物主义观点提出“道”“气”学说,在养生上主张以“静”为核心,强调修养德性;认识到过用生病的发病观,养生求“中”求“平”;强调环境、起居、饮食、七情等与养生的关系。
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全面阐述了中和观,认为“中和”是宇宙万物赖以生存的根据,将其视为治国与养生的根本原则:“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并多方论及致中和以养生的方法。至此,自孔子首先提出“中庸”后,中和观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得以全面确立。
东汉大哲学家王充《论衡·自然篇》曰:“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阐述了“气”乃万物本源的学说;《论死篇》曰:“死而精气灭”,以精气作为人生命和精神的根基,而没有脱离形体独立存在的灵魂。王充的论述,既捍卫和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又为养身、养命提供了可依循的内在物质基础。《论衡》论生死寿夭之道,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提出禀气厚薄与体质强弱、寿夭长短有关;二是指出保健当始自胎产之际,并举妇女生育过密或妊娠期情绪感伤,皆可影响后代健康乃至寿夭之例为证,这一思想将优生优育与长寿相联系。
(4)《神农本草经》重药补之养生
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分上中下三品,将补身养命、养性补虚之药列为上中之品,并在多种药注有“耐老”“增年”“长年”“不老”“不夭”的字样,以示其补益强身、抗老防衰之功。书中列为下品的尽是专用去病之药,可见其用药思想将养生置于治病之先,也标志着药物养生的开端。
(5)服饵丹石、房中术、吐纳导引的兴起
秦皇、汉武当政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自称有长生之药或特殊法术的方士和神仙。于是,炼丹术、服石法、神仙术与房中术之类的所谓养生术充斥天下。
统治者动用大量人力、财力广为炼制“仙丹”,故汉代已出现了炼丹的文献,在《淮南子》、《淮南万毕术》中,都提到汞、铅、丹砂、雄黄等药物。东汉·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被誉为中国炼丹史上的“丹经”,阐述了炼丹之理,也如实指出了金石的危害。与服丹同时盛行的还有服用由矿石组成的方药,因其弊端很大,故丹石之风直至唐代以降,逐渐冷却,终未能成为养生学的主流。当然,辨证地看问题,炼丹术标志着当时我国冶金手工业的发达程度,在化学史上亦有重要贡献。
所谓房中术,是道家修炼内容之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七损八益”之说,对其所指,代有争议,直至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养生方》后,内有对“七损八益”的具体解释,才揭示其含义实乃房中术的一大总结。说明秦汉之际,人们已认识到有节制的、方法得当的性生活,有助于心身健康,这其实也属养生方法的一部分。
相对于服饵丹石与房中术,吐纳导引则更具积极的作用。《内经》将先秦萌发、流传的吐纳导引术,定名为“术数”,阐明其机理是从真气、守精神,其方法是调神、调气和调身,还记载了具体的练功方法和防治疾病的作用。此后,张仲景与华佗对导引术在理论与方法上皆有所创新,并使之广为流传。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虽专论丹术,但同时有许多关于导引的内容。吐纳导引术在这一时期盛行的情况,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书简《却谷食气篇》与《导引图》中得到了全面展示与证实。
秦与两汉,古代养生术的种类与方法已俱全,加上养生学被广泛运用于医学领域,得到充实和发展。这些均对《内经》所确立的中医养生学说给予补充与发挥,也夯实了支撑其体系的框架,古代养生在此时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医养生学。
四、晋隋唐时期
两晋至隋唐,佛、道之教盛行,这一时期的养生理论既吸取了其在养生方面的积极思想.又融会了大量医学基础知识,并注重实际应用。
1、道教学说与道教养生
道教,是中国汉族固有的宗教,东汉汉安元年(公元142年),由张道陵倡导,为宗教定型化之始。魏晋时期,是道教活动比较活跃、有特点的时期。
道教的养生思想直接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关系最密切的当推先秦神仙观、《周易》阴阳五行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道教在接受这些思想的同时,按照宗教的需要,不断进行理论加工和思想改建,构建出自身的养生理论体系。
道教产生时,《内经》已成书,故其养生理论胚基也取源于传统中医学。当然,依其所需.又加入了许多神秘色彩,从而形成其独特的生命观、生理观、病理观及养生观。
道教学说围绕着生命问题展开教理教义,以此作为养生思想的枢纽,主要内容有:导养得理、以尽性命,将修炼从虚无缥缈的得道成仙、长生不死回归到益寿延年的现实可能;脏腑养生,吸收中医养生学精髓,形成以脏腑为基础、以气血精神为核心的养生理论与方法;环境养生,始终把“道法自然”贯彻到修炼的每一环节,高度强调人与天地的和谐统一;四时养生,特别注意与时令节序的顺应适从,积累了四时养生的丰富经验;饮食养生,糅合儒、医家等饮食养生的经验,重视食物营养和治疗作用,建立起道教的食养食疗学说,创获了众多药膳方;起居养生,载有大量关于坐卧行立、沐浴盥洗、衣着器具、语言情绪养生的格言和经验;精神养生,为了实现成仙的目标,除呼吸、形体的修炼使肉身不死,更注重精神淳泊,以清静为精神修炼的核心内容和最高原则;形体养生,通过导引、按摩和武术等形体运动疏经络、调气血、除疲乏、防疾病以及健体防卫;呼吸养生,有意识地控制和调节呼吸,改变其节律或气息的大小长短而养身疗病;服饵养生,服用特定的食物或药物以求长生不老;丹功养生,唐之前以外丹为主,之后以内丹为主。与外丹采用铅汞等矿物烧炼以求得“金丹”不同,内丹是以人体为炉鼎、以精气为药物、以神为动能,运用意念,经过一定步骤的“烧炼”,聚精气神三者于体内为“丹”。
道教养生流派纷呈,晋隋唐产生了大批道教养生家及经籍。晋·葛洪,在道教理论及丹药炼制方面皆有建树,著《抱朴子》,其《养生论》提出了道教养生修炼的要点:一是精神面貌修炼,即修性安心之功夫;二是形体锻炼,即呼吸吐纳与服食功夫,最后目标是形神结合、表里贯通。葛洪还将服石之风推向高峰,且重视导引吐纳之术,首次提出“胎息”功法。南朝的陶弘景,辑录“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得益于养生者”,撰写了《养性延命录》,倡导引、调气、按摩、服石等养生方法,是继葛洪后道教养生代表人物之一。
2、佛教养生思想的传入
佛教并非我国的本土宗教,其发源于古印度,一般认为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进入中国并迅速传播。经三国两晋至南北朝,佛学的翻译与研究日渐发达,与中国原有的儒、道教互相渗透、融合,形成了一种具有新特点的中国化佛教,以致成为与儒、道并拳的三大宗教之一,隋唐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佛学本身所蕴含的与佛教教义相结合的养主思想、观点与方法,对中医养生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佛教与道教的人生观完全不同。佛教对人生的基本认识是“苦”,其终极关怀是从这个世界解脱出去、追求寂灭,达到一个永恒的涅磐状态;道教追求的则是生命的永恒,其终极关怀是长生久视或飞升成仙,似乎更具积极性与富有生命意义。然而,事实是那些置生死于度外,以脱离苦海为目标,生活淡泊艰苦的佛教高僧们往往长寿,这就使人们不得不去探索其中的秘诀了。
众多佛经指出,致病之因有自身因素及饮食、环境、五脏生患、情感等。养生应:身体和谐,认为人是由地(骨肉)、水(血液)、火(体温与热量)、风(呼吸)四大元素和合而成,四者调和则健康无病;自戒自律,佛家有五戒、十戒等,以此约束对酒、色、食、财的欲念;与环境互存,重视生存环境的清幽秀美、生活的淡泊宁静;倡健身功,创达摩《易筋经》为佛门益身功法等。
佛教对中医养生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其“禅定”。禅定,又称参禅,取静中求思之意。其对中医养生的意义:一是清静调神、调心,使各种意念归于静止,二是参禅,实为一种佛家气功,从中进一步丰富中医气功养生的内容。
佛教的思想、行为方式、精神追求等看似消极,实际上蕴藏着深刻的养生内容,其积极的一面经历代医家吸取,已改变了它特有的宗教内涵,逐渐被纳人传统养生学中。
3、三教归一及其与医学养生的融合
佛教传入之初,与儒道纷争曾“三足鼎立”,但对峙中又互有交融。由于当时的道家思想已经渗入儒、墨、法、阴阳等诸家之说,而佛教在诠解佛经时,又以老庄学说为思想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中国古代哲学,故在唐末五代及两宋又出现了“三教圆融”的局面,这种现象自然也影响到了中医养生学。
同时,古代医学家们在养生方面也成就卓著。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在多数病候下都列有“补养宣导”之法。唐·王焘《外台秘要》、孟诜《食疗本草》等多部医著,都从不同侧面丰富了中医养生学。
最具代表性的是唐·孙思邈,其在医药和养生实践方面作出了不朽贡献,同时也是融道儒佛与医为一体的先驱者,著《千金方》等,是集养生术大成之作。孙思邈之所以将其书命名为《千金方》,旨在强调生命重如千金。
(1)以“治未病”为养生的基本原则
将《内经》“治未病”的观点直接落实到养生上,《千金要方·养性序》曰:“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
(2)将精神养生置于首位
总结了唐以前精神养生之经验与方法,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养生的体会,形成了以道为最高信仰、以道德修养为基础、以清静无为为核心,并充分协调形神关系,注意众术兼修的精神养生思想
(3)以食养食疗为特色
注重饮食选择和调理,将其视为由加强营养而增强体质、提高防病能力的手段,不仅是唐以前食疗经验与理论的总结,而且是中医食疗学真正独立成为专门学科的标志。
(4)房中养生形成体系
《千金要方》的许多篇卷中论及房中之术。其房中养生学说,包括房中养生之思想、技巧、卫生、方药、防病等诸方面,自成体系,为后人研究性心理、性生理、性技巧、性药物之“性学”而奠基。
(5)重视妇幼保健
孙思邈可谓世界上最早从社会角度将妇幼保健摆在重要位置的医家,《千金要方》破历代医书之惯例,首列妇科三卷,次列儿科二卷。
(6)着力推广、普及养生功法
向人们宣传导引、吐纳、按摩等养生方法,使之得以推广运用“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健康便为常然”。
从魏晋至隋唐,中医养生学有了巨大成就,使之进入了一个日趋成熟完善的阶段,稳固了其学术地位。
五、 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史上的又一个辉煌时期,中医养生学也进入新的阶段。一是因为宋代所产生的融道、儒、佛三教于一炉的“理学”,对养生学有所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医学流派的兴起,致使养生流派的划分,营造出创新的氛围。
1、中医养生事业的发达,理论与方法的完备
宋代对医学事业尤为重视,加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给医药卫生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带来了极大的便利。1057年,专门设立了校正医书局,大批唐以前的医学文献得以校正。由于官刻、增刻齐上阵,医药学著作大量出版发行,仅《宋史·艺文志》收载的医书就多达500部,在医学史上形成了全面整理、研究的高潮。宋代官方编著的《圣济总录》与《太平圣惠方》两部医学巨著,工程浩大,赅各种疾病的治疗、理法方药于一体,又都对养生保健有详尽阐述。此二书的问世,显示了宋代宫廷对医药事业的重视程度。
民间,宋元医家们对前代本草大事整理,深化了对药物性味功能的认识,在当时的世界药物学领域中占有领先地位。代表性著作如:寇宗奭的《本草衍义》、张元素的《八珍囊》、李杲的《用药法象》、朱震亨的《本草衍义补遗》等,对后世药物学影响深远。此外,还有对道家书籍《正统道藏》及其辑要本《云笈七签》的整理,其中的导引、气功与按摩等方法,对防病保健具有重大价值。
由于“针灸铜人”和大批针灸专著在宋元时期出现,以及子午流注针法的创建,也将针灸治疗与保健的结合运用推向高峰。
2、老年养生保健的肇始
老年养生的确立可谓宋代养生学的一大创新。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老年保健学著作——陈直的《养老奉亲书》问世,后经元代邹铉在此基础上续增三卷,更名为《寿亲养老学新书》,标示中国老年医学的正式诞生。其老年养生学的思想可概括如下:
解析老年生理变化,认为五脏气弱、真气与精神耗竭,肠胃薄弱、消化力差等,总不离机能衰退;力行精神调养,根据老年人特殊的生理与心理状况,提出“七养”的精神调治原则,即养内气、精气、血气、脏气、肝气、胃气与心气,以达全神之目标;推崇饮食调治,提出饮食宜温热熟软、少吃多顿、饭后百步等具体方法以促进消化,并强调老人患病当先以食疗,用之无效再行药疗;提倡四时顺养,指出老年人应据四时五脏之气的盛衰之理来调节饮食五味,以此协调脏气间的平衡;重视起居养护,明示老年人衣着、起居、生活物具、出行等各方面的注意事项;治病用药当扶持,对于老年疾病的治疗,用药当以温平、顺气、促消化、补虚等中和之品来扶持,切忌欲速而不达,甚则危及生命。
3、药物养生走上正轨,食物养生普及盛行
自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因服食金石之风,使药物养生偏离正轨。唐代始此风渐衰,到宋元时期,人们已更为深刻地认识到金石的毒副作用,废金石、服草木之呼声日益增高。宋代从朝廷到民间,都注重药物的收集和研究,《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就是最好的证明,人们开始崇尚草木养生,许多养生方皆以草木之药为剂,药物养生至此走上了正轨。
与此同时,食物养生也迅速发展,《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中就辑录了大批食养名方。更有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的《饮善正要》,是保存至今比较完好的营养学专著,也是首论饮食与饮食卫生的著作,载有常用食物200种,讲究配膳,记录了多种食谱,并因人、因时制宜,规定了养生、孕妇、乳母以及四时的饮食禁忌。另外,陈直的《养老奉亲书》,既为老年养生学之首创,又在食养食疗方面颇有建树。
4、金元四大家对养生理论的突破
金元四大家对养生理论与实践的突破,与其独立的学术观点一脉相承。
刘完素论养生注重气,其《原道论》强调气是生命活动中最根本的物质,指出“气耗形病,神依气立,气合神存”,当常以调息、导引等作为养生法,旨在调气、定气、守气、交气,以灌溉五脏、调和阴阳。张子和虽以攻邪见著,其实他亦善补,提出“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的观点,对病后的恢复尤重胃气为本,而运用攻药之后也多采用粥食调养胃气,助胃气恢复以祛除余邪,其《儒门事亲》载食疗方10余首,还有用水果及海产品疗病之记载。李杲论养生重“脾胃将理法”,首先应调饮食、适寒温,食物之寒温适中可保持脾胃气机升降之常,饮食安于淡薄则不会伤及脾胃,不宜过食酸咸苦辛之物,以免损伤脾胃之气。朱震亨论养生重护养阴气,力倡节制色欲、私欲与食欲,在《格致余论》中首创“饮食箴”、“色欲箴”,节色欲以保阴精不妄泄而精充神旺;节私欲要正心、收心、养心使心静而精气内守;节食欲则防过食辛温燥热之品以免耗伤阴精。还提倡晚婚,重视老年人脾胃虚弱与阴虚火旺之特点。
宋元时期,颇多文人学士也对养生情有独钟,如苏轼著有《东坡养生集》、《自诫诗》,陆游著有《铭座》、《养生诗》等。
宋金元时期,众多的著名医家与养生家,善于总结新经验、勇于提出新见解,产生了不同的医学流派,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各抒己见的学术争鸣风气,体现了以医学促养生学、以养生学补充医学的特色,使中医养生学于理论与实践皆有重大的创新与突破。
六、明清时期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养生学不但在理论上大有建树,而且越来越切合实际、注重实践、普及于民众。期间,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养生家,养生学著作剧增,其势头之迅猛与传播之广泛是空前的。
1、藏象学说与养生理论的结合
自《内经》构建藏象学说体系后,历代多有补充发挥,不断完善。明清时期,藏象理论又有新的突破。
明代藏象研究最有成就的是温补学派,突出脾胃和肾命的主题,张景岳便是代表人物,著有《类经》、《景岳全书》等,在“真阴”“真阳”论的基础上,大力阐扬命门学说及其与脾胃的关系,以命门之气为脾胃之母。基于上述理论,张景岳认为养生重在命门,实质是养真阳、元气,有“阳强则寿,阳衰则夭”的观点(《景岳全书·传忠录》),重用温补真元的方法来养生防病治病。
与景岳同时,赵献可亦言肾命水火,强调命门与脏腑相关,为十二官“真君真主”,十二官的功能活动皆以命门之火为原动力,其《医贯·内经十二官论》主张养生治病,均以保养真火为要。
明·高濂的《遵生八笺》创五脏坐功,于药物调养五脏之外补充了气功调养五脏之法。
清·尤乘《寿世青编》,从调神、节食、保精等方面明确了五脏调养的法则。
对于五脏在养生中的主次,见解各异。李中梓、万全认为,五脏调养当以脾肾为中心;王文禄《医先》则认为当以心脾为养生大要;汪绮石的《理虚元鉴》则主张补虚当以肺脾肾三脏俱重。
藏象学说夯实了养生的内在依据,任何养生方法,无论是调养气血精神或是阴阳,终不离脏腑。藏象理论与养生的紧密结合,既突显了其应用价值,也使养生学有了质的飞跃。
2、综合调养法的全面开发
明清时期,中医养生的调养方法,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1)治形宝精养生法
以前的养生推崇精气神,鲜有将“养形”为首务者。而张景岳却辨证地阐述了形与神、与生命的关系,以形为神与生命的物质基础,不可忽视,《景岳全书·传忠录》专设“治形论”。当然,其所言之形,实乃精血,《类经·摄生类》曰:“此一形字,即精字也”,《景岳全书·传忠录》曰:“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也”。可见,形与精血可分不可离,善养生者必先治形宝精。
(2)药饵与饮食养生法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对于药饵与食疗皆有大量阐述。他重视动植物药养生,收载众多“不老增年”无毒易食之补益类药,可谓集明之前养生药物之大全,并将辨证论治引入养生,为后世辨证施养之楷模。同时,《本草纲目》也收录了极丰富的食养、食疗资料,上至《神农本草经》,下及宋金元诸书,多囊括于内,并列出“饮食禁忌”“服药食忌”等,其对中药学与中医药食养生学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明·朱棣等编著的《普济方》中有许多著名的延年益寿方;万全《养生四要》认为饮食五昧“稍薄,则能养人”,而药养则“古人制参苓白术散,谓补助脾胃,此药最妙”;李梃重药饵保健,用药当平和、中和、温和,补虚当扶培、缓补、调补,反对峻补峻攻,其《医学入门·阴火论》曰:“能甘淡薄,则五味之本自足以补五脏,养老慈幼皆然”;陈继儒的《养生肤诀》指出:“人生食用最宜加谨……多饮酒则气升,多饮茶则气降,多肉食谷食则气滞,多辛食则气散,多咸食则气坠,多甘食则气积,多酸食则气结,多苦食则气抑”;胡文焕的《类修要诀》以顺口溜的形式论养生,如饮食口诀:“莫吃空心茶,少食中夜饭”“晚餐岂若晨餐,节饮自然健脾,少餐必定安神”“饮酒一斛,不如饱食一粥”等。
清代药食专著较明代逊色,赵学敏《串雅》等医书中辑录了一些养生药物和方剂。食养方面最著名的是咸丰年间王士雄编撰的《随息居饮食谱》。
(3)动静结合养生法
动静结合养生法在明清时期进一步得到确定。李梃《医学入门·保养说》基于“精神极欲静,气血极欲动”的观点,谈静养精神、动养形体的辨证关系,将养生之功分为动功与静功二大类。方开《摩腹运气图考》指出:“动静合宜,气血和畅,百病不生,乃得尽其天年”,养生切忌过动过静,“过动则伤阴,阳必偏盛;过静则伤阳,阴必偏胜”,阴阳失衡,人必生病。
关于动以养阳、养气与养形,这一时期的气功、导引、武术之类蓬勃展开。其特点:一是气功与中医学结合,以气功为很好的医疗养生方法,可补针药之不足;二是以动功为主的导引术形成高潮,出现“八段锦”“易筋经”和太极拳的流行。
明·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结合古代练功经验,将以气功为主的养生科列为十三科之一;李时珍提出“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的静功内视法;曹元白在《保生秘要》中列46种病症的导引方法;陈继儒的《养生肤诀》将行功之法列为“却病之本”;张景岳强调养生必练气功,“若摄生者,必明调气之故”。
清代医家汪讱庵的《医方集解》附“勿药元诠”一卷,详细描述了练功方法;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对行动功时,以一念代万念之“意守”有所论述;王祖源等编著的《内功图说》,将动功名之为“八段锦”“十二段锦”和“易筋经”,结合按摩术,并以图解加以说明。
这一时期,中国的武术流派繁多,练功习武之风盛行,发挥了健身防卫的作用,成为民众养生的一大特色。
老年养生保健的再度兴盛
明清时期,老年养生方兴未艾。徐春甫撰老年学专著《老老余编》,将养老与“忠孝”相联系,无疑把养老尊老上升到伦理道德的更高层面;御医龚廷贤著《衰老论》,对衰老的原因作了专题研究,其《寿世保元·老人》对老年人养生提出“五戒”,涉及处事、衣着、起居、饮食多方面,很切实用。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著名养生家曹廷栋,据自己的长寿经验,参阅300余家养生论述,从日常琐事、衣食住行等方面,总结了一整套简便易行的方法,著成《老老恒言》,特别是他根据老年人脾胃虚弱特点编制的粥谱,为饮食保健增添了色彩。温病大家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载300余例老年病的治验,并指出中年以“阳明脉衰”为主,60岁后以“肾虚”为主,创“久病入络”的新理论,为老年治病与养生疏通脉络、活血化瘀开拓了新思路。
明清时期,中医养生学已基本成为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更加系统、科学、完整的专门学科。
七、 近现代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侵入,国民党民族虚无主义和废止中医的政策,中医学屡遭摧残,养生学也因此而停滞不前,养生著作很少,理论和方法亦无多大进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学获得了新生,中医养生保健学也因之而得到较大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长寿的渴求,因此,作为生态疗法的中医养生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展现出光明美好的发展前景。从基础和应用研究到推广普及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版了许多养生专著,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开设了中医养生康复专业,培养了一大批中医养生保健人才。
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科学研究的重点已开始从临床逐渐转向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传统的养生保健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出现了蓬勃向上的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预防保健,建立养生科研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的指示下,全国人民开展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广泛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并进行了大规模的防治传染病工作。在多种预防方法中把传统的中医预防方法和西医学的有效预防措施相结合,收到了切实可靠的防病保健效果。在短期内,消灭了鼠疫、霍乱、天花等急性传染病,其他如疟疾、麻疹、白喉、脊髓灰质炎、血丝虫病、血吸虫病等多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也得到较好的控制和防治,发病率显著下降,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近年来,全国各地相继成立老年病防治研究所(室)及很多老年保健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广泛开展老年病防治的科研活动。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有的科研单位成立了中医养生研究院(所),全面研究养生保健的理论和方法,有效地指导人们的健康保健活动,与之相适应的疗养事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此外,各种类型的康复机构相继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中国传统养生保健的理论和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理论实践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
近几十年来,我国各地探索抗衰老与长寿的奥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及老年病学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新进展。对于抗衰老理论的研究,从中医延年学说和现代科学的角度进行多方面的探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抗衰老学说和延年益寿的方法,中药抗衰老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对我国古代绝大部分延年益寿方药进行了大量的药理研究,有的研究甚至是从细胞传代和寿命实验等角度进行的,有一定的深度。一大批抗衰老新药不断推出,如“清宫八仙糕”、“古汉养生精”、“回春胶囊”、“刺五加片”等先后问世,既满足了国内外抗衰健身的需要,又推动了中医养生学的发展;对很多中国传统的养生保健方法,如气功、太极拳等的作用机制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对抗衰老的食物等方面的研究也正在积极进行中,而且取得了满意的结果。实践证明,对养生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了养生保健实践活动的深入广泛开展。
3、积极开展全民性社会保健教育
近几十年来,大量重印或校勘注释出版了历代养生名著。在整理古代文献、总结临床经验、结合现代研究的基础上,对养生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先后编著出版了多种专著和科普著作,特别是普及养生保健的科普期刊定期出版。同时,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广泛宣传保健知识。通过医学、养生科普方面的社会教育,使更多的人学到了保健知识,使各年龄阶段的人群都能够自我养生保健,提高全社会的健康水平和民族素质。
4、大力培养中医养生保健专门人才
全国各高等中医药院校相继建立针灸推拿专业、养生康复专业、药膳食疗专业,为传统养生保健开设有关课程,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国家教委批准在北京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设立了“中医养生康复专业”,编写了《中医养生学》等专业教材,中医养生教育纳入了正规教育的轨道,培养出了专门人才。除此之外,在全国开办多种中医养生培训班、养生康复班、老年养生保健班等,推动了传统养生保健理论和方法的普及,《长寿》、《养生月刊》、《东方食疗与保健》、《中医临床与保健》等杂志设立了“养生保健”等专栏,为养生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5、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竞相举办全国老年医学座谈会,促进了老年保健研究。近年来又进行了多种形式的防病保健学术交流会及全国养生学术研讨会,对养生保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目前,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正努力寻求更好的保健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天然医学、身心医学及社会医学等相继兴起,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中国传统的养生保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今后必将为我国及世界人民的健康长寿作出更大的贡献。
(刘少先 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