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探“养生”源流

        中华养生思想是伴随着中华民族体质的进化同步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体质进化经历了古猿人→早期自立人→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现代人的过程，而中华养生思想则大致走过了“内养→外求→内外兼养”的发展轨迹。

        中华民族的养生实践与方法始萌于上古时期，随着生命，生存、生活、生长的发展而“起源”、“形成”、“发展”、“成熟”、“辉煌”。旧石器时期，火的发明，使先民们改变了食性。《礼含文嘉》曰：“炮生为熟，令无腹疾。”熟食便是食养、食治的开始。同时，火的应用也是灸、焫、熨等疗法的起源。

        新石器时期，石器、骨器的磨制，便是砭石、针刺疗法的起源。同时，发明了纺织技术，纺线织葛麻布并缝制成衣服。《路史》中“嫘祖始教民育蚕、织丝茧，以供衣服。”由此可见制衣御寒防病的起源。

        《礼记·礼运》载“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先民的居所由“巢居、穴居”而“土屋、石屋、木屋”，正是居室养生的肇始。

        《路史·阴康氏》中“教人引舞以利通之。”先民们听百鸟之鸣、闻山涧松涛之声、观飞禽走兽之姿并模仿之，便是音乐、歌舞、导引的开端。

        《烈女传》中“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便是胎养的发端。

        《大戴礼·本命》“世有恶疾不娶”，即是婚姻和性事养生的发源。

        夏商时期，人们已有洗手、洗面、洗足、沐浴、洗涤食具和扫地的养生习惯。《礼记·内则》就有“鸡初鸣，咸盥漱。”“洒扫屋堂及庭院”等记载。

        养生防病一词，最早见于《周易·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礼记》曰：“百病怒起，忧郁生疾。”这便是养神思想的先端。

        养生思想，从文献考查渊源于先秦哲学，故养生思想是哲学、医学及其他自然科学融合的结晶。原始社会，人们在为生存而与大自然搏斗的过程中，发现、总结和运用一些以顺应自然为特点的养生方法，改善生活，强健体魄，防止疾病。当时人们将疾病、灾害归咎于天谴神罚，祖宗作祟，于是祈祷、卜筮，进而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以消除不详，祈求福佑，表现出人们对健康、平安的希望和向往，可以说是养生思想的萌芽。《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上经乾传》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种主张“内求”、“自强”、“运动”养生的积极的、进取的、变化的养生观点，对中华养生思想的起源和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西周时期《周礼·医师章》云：“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马王堆简书《十问》中载：“君若欲寿，则察天地之道。”《左传》中的：“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诗经》中有“永锡难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如南山之寿”以及“万寿无疆”等诗句，这些都是当时人们对健康长寿的向往和美好愿望。《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对养生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各种养生思想和方法得到了充分显现。《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庄子·养生主》中的“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孔子认识到饮食起居与寿夭的关系，言“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取之也。夫寝处不适，饮食不节，劳逸过度者，疾共杀之”。《孟子·尽心》中的“养生莫善于寡欲”。《子华子》中的“医者理也，理者意也”。《管子》认为“精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提倡益气保精的养生方法。《荀子·修身》中的“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後彭祖。”《韩非子》中《解老》、《喻老》篇将养生思想引向唯物论轨道。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况指出“唯圣人为不求知天”，明确反对向天祈祷，首次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认识到人之生死寿夭非“天命”注定，这对养生思想的发展有积极意义。《列子》曰：“我体合于心，心合于气，气合于神，神合于无。”畅达情志而不郁滞的精神养生思想具有积极贡献。

        《吕氏春秋》的养生思想“兼儒墨、合名法”，汇集了先秦各派的学说，提出“顺生”、“节欲”、“去害”、“主动”，要顺着人体生理机能、自然、生活规律来生活。要有节制，要去掉那些对身体健康有害的因素。明确提出养生贵在运动的主张，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色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

        秦汉至隋唐，佛家、道家养生思想全面兴盛。“炼丹术”、“神仙术”、“服石法”、“房中术”之类的外求养生法大量产生。统治阶级出现了“秦始皇”、“汉武帝”为了追求长生不死，热衷于寻求“仙丹妙法”的荒唐事，对当时影响很大，使古代养生思想走偏了方向。不过，在这个历史时期我国传统养生思想仍有很大的发展。东汉王充对养生提出了有益的见解，指出“人有生必有死”，“物无不死，人安能仙”，道破了方士们所鼓吹的人可以长生不死的虚妄。王充又曰：“夫禀气渥则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论衡·气寿》），认识到体质强弱、夭寿与先天遗传和后天调摄因素有关。《金匮要略》提出“养慎”之说，即“外慎避邪风，内谨养正气。”对养生思想起了积极作用。《黄帝内经》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先秦时期的医学、养生学理论和实践经验，高度概括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起居有常，不妄劳作，故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是“正宗”的养生之道，对养生思想的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生思想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与充实。《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的“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谓得天地之泰。得天地之泰，其寿引而长。”提出了“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循天地之道，养中和之气。”的观点，对养生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诸病源候论》有专论“补养宣导法”。《淮南子》发现环境、水质、气温与人的寿命和健康的关系，揉合了儒、法、阴阳家等养生方法，提出“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对养生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易·参同契》在养生思想的发展上贡献不小，一是体内丹（气功）及其机理的探讨，较先秦更进了一步，二是指出了巨胜（芝麻）一类天然植物药的养身益寿作用，三是指出乱服金石丹药给人体带来的危害。《黄帝阴符经》中的“至乐性余，至静性廉”对人们的性格修养和健康长寿的养生思想影响是积极的。三国嵇康所著《养生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养生学文献专篇，“善养生者……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泊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其养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西晋的养生家、医家葛洪，在总结了前人的导引和华佗《五禽戏》的基础上，创编了许多养生术。他的养身术大体上可分为“内修”、“外养”两部分。“内修”即修心养性，指精神方面的修炼，这是葛洪养生术的指导思想，如《抱朴子》曰：“养生以不伤为本”，“夫求长生，修至道，诀在于志，不在于富贵也。苟非其人，则高位厚货乃所以为重累耳”。葛洪“炼人身体”的“外养”方法，可分为“行气”、“导引”、“服食”、“卫生”等几个方面，《抱朴子·别旨篇》云：“夫导引不在于立名、象物、粉绘、表形、著图，但无名状也。或屈伸、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踯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对于身体健康的人而言，葛洪指出：要“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见肩。”这些主张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颜氏家训·养生篇》“夫养生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养生决不偷生的品质和情操，说明颜氏养生观是唯物而积极的。

        继葛洪之后，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又把养生思想和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养性延命录》中说：“道机曰：人生而命有长短者，非自然也，皆由将身不谨，饮食过差，淫泆无度，忤逆阴阳，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故不终其寿。”陶弘景非常重视引导和按摩的健身方法，指出：“凡行气，以鼻纳气，以口吐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吐气方法。《养性延命录》还辑录了当时较流行的各种动功，如叩齿、漱津、按目、摩面、挽弓、托天、鸱顾左右等等，主张形神相依，动静兼练的养生观点。《中藏经》曰：“人得者可以出阳，阳之数夺天地之机，悦五行之要”明确提出由适应到改造自然的主张。《博物志》中的“劳无过虚，食去肥浓，节酸咸，减思虑，损喜怒，除驰逐，慎房室”，对养生思想有积极意义。《黄庭经》认为大脑是“百神之王”，指出大脑的抗衰老作用，这是养生思想发展史上了不起的发现。

        隋唐时期，道教的养生术极为普及。由于医学的发展，人们对生命、疾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是被誉为“药王”的孙思邈，他的养生理论和方法著作很多，主要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福禄论》、《枕中方》、《摄生真录》等。他在《千金要方》中说：“夫养性者，欲所习以成性，性自为善，不习无不利也。性既自善，内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灾害亦无由作，此养性之大径也。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孙思邈大力提倡行气导引，用以治疗疾病，增进健康。他认为“行气可以治百病，可以去瘟疫，……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同时，他还认为“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体五股”，主张生活要有规律，要依时养生。

        宋元时代，涌现了金元四大家和苏轼、沈括、陈直、蒲处贯、邱处机、王珪等许多养生学家，撰写了《问养生》、《养生说》、《养老奉亲书》、《孙真人卫生歌》、《保真要录》、《摄生消息论》、《太平御览·养生篇》、《延寿第一绅言》、《洞虚子》、《养生类纂》、《养生秘录》、《事林广记》等大批养生专著。苏轼在《教战守》一文中，把天下之势，比作一身，畏之太甚则脆弱，养之太过则骄惰。《外台秘要》、《养生方》已充分认识到体育锻炼是延年益寿的可靠方法。宋代在养生思想发展方面，明确提出“摄生者，先须洞晓病源，知其所犯”（《太平圣惠方·食治论》），这一基于发病学的养生思想影响颇大，成为“上工治未病”的理论基础。人们认识到“万物壮老，由气盛衰”，人之形体“因气而荣，因气而病”，“气运则神和”（《圣济总录》）。主张养生要以婚孕、婴儿、童壮、衰老诸阶段的不同生理病理特点为依据。《天隐子养生书》对于修炼形气、养和心灵，尤多阐发。《儒门事亲》提出：“养生当用食补，治病当用药攻。”“五味贵和，不可偏胜。”《新修本草》、《食疗本草》对食疗养生作出了突出贡献。《苏沈良方》认为淡食和练气对于延年益寿大有裨益。宋代马永卿在《懒真子》中强调时令、环境和谐养生，有积极意义。《摄生论》、《原道论》从气、神、精出发，探讨养生的机理，对养生思想的唯物观的发展有积极意义。《饮食箴》、《色欲箴》、《养老法》、《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中围绕护阳养阴立论，补偏救正，在养生抗衰方法有突出贡献。《脾胃论》强调调养脾胃，认为人身元气滋生于脾胃，气又为精神之根蒂，积气可以成精，积精可以全神。尤为可贵的是提出了“省言以养气”的论点。《三元参赞延寿书》提出以天、地、人为三元，精气不耗、起居有常、饮食有度、导引有法、滋补有药等，对发展养生思想起了积极作用。《泰定养生主论》以“御未然之病”提出“治未病”的思想和防衰老于未老之前。《洞神真经》曰：“养生以居安虑危，防未萌也。”“以不损为延命之术，不损以有补为卫生之径。”对养生防病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明清时期养生思想大力提倡保养精、气、神，寿夭与先天、后天有关等观点，进一步发展了养生思想。《神隐书》对精气神理论及一日之间修养等所论颇隽。《寿域神方》、《臞仙活人心法》、《摄生要录》、《医先》提倡养德与养生并重，以期“同跻仁寿之域”。《修龄要旨》、《修真秘要》、《医学入门·保养说》、《医门法律》、《景岳全书·治形论》等专著，否定迷信神仙，反对形式主义的养生方法。《寿世保元》、《遵生八笺》、《摄生集览》、《寿养丛书》、《类修要诀》提出养神惜气、堤疾果养生的“清修妙论”，体现了儒释道医综合养生思想。《红炉点雪》中围绕防治痰火病而选用养生法，明确提出“气贵舒而不贵郁”、“忌忧郁”防止气滞致病的论点。《陆氏三世医验》、《医方类聚》、《摄生众妙方》、《慎柔五书》、《医学源流论》摆脱了道家炼丹术的神秘论，用唯物的观点批判了仙道长生不死之说，认为寿命的长短取决于元气的盛衰存亡，强调“谨护元气”。《延寿丹方》、《世补斋医书》提出“不蛮补、不滋腻、不寒凉、不刺激”，批驳了“人老衰弱，一味补气，助火伤身”之时弊，对养生抗衰老养生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本草纲目》是食补和药补养生思想划时代的里程碑。李杲的《保养说》提倡避风邪、节劳逸、戒色欲、正思虑、薄滋味、寡言语等养生观；《老老恒言》、《呻吟语》等通俗著作中，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养生思想。

        明清时期，还出现了“八段锦”、“十二段锦”、“易筋经十二式”以及各种流派的太极拳。特别是武术的发展和《道藏》的成书，进一步推动了养生思想的发展。《摄生三要》、《养生丛书》、《杂病源流犀烛》、《食色绅言》、《男女绅言》、《摄生要义》等著作，都对养生思想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此时，养生思想已经发展成为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完整的、科学的、系统的学说。

        清朝后期，随着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中华养生思想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民国时期，由于一度全盘否定民族文化遗产，养生研究受阻，鲜有著作问世，养生思想和方法停滞不前。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西方医学和中华传统医学的理智认识，以及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无论是养生文献的整理和经验总结，还是科学研究和社会普及，中华养生都进入了一个继往开来的辉煌发展阶段。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文化程度不断提高，保健意识逐渐增强，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恶化”，疾病谱的变化，“现代人体质的弱化”，促使人们对现行医疗和生活方式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从而引发了全社会的“养生保健”热潮，各种养生理论、观点、书籍、理法方术层出不穷。这既体现了中华养生思想的空前活跃与鼎盛辉煌，对国人挖掘“伟大宝库”和延续传承中华文化及提高国人的健康素养具有积极作用。但也应觉醒到，在绚丽夺目、异彩纷呈的光辉下，也隐藏着 “学术粗放”、“盲目迷信”、“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以假乱真”的危机，暴露出了“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乱象。社会上 ，“不学无知”、“人云亦云”、“跟风从众”、“急功近利”、“盲目乱养”者众，让江湖骗子有了“谋财害命”的空间；“形而上学、食古不化、故弄玄虚”之流，给国粹的弘扬和传承及养生思想的实用和发展带来障碍。我们必须“矫枉过正、继往开新、持经达变”，用正宗的中华养生思想造福于人类。